那一年，我师范毕业。报到那天，已经下了三天三夜的雨，还没有停的意思。一大早，娘给我找了块油纸，披在身上，绕脖子一圈系了个扣，又找来一截绳子把油纸的两个角连拽起来，算是“自制雨衣”了。骑着自行车，像武侠电影中骑马的侠客一般，奔向梦一样的他乡。
那天的雨不大，但是风不小，还是顶风。那条路，是近路，也是土路，一道道车辙，足有十几公分深，我和自行车不断地摔倒在雨里，泥里。摔倒了，可以爬起来。最让人揪心的是自行车轮子时不时被泥巴塞住，无法骑行，只能“车骑人”——扛着自行车走……平常半小时的路，不知走了多久，只感觉每一秒、每一步都是如此艰难。
到了报到的学校，唯一开着门的一间房里，两位50多岁模样的人在赏雨对弈，北墙上的挂钟刚过1点。我突然杵在门口，说：“老师好，我是来报到的。”两人凝视了我片刻，一个起身道：“知道，知道。现在假期，校长吩咐把报到证留下，回去等电话吧。”
我回了声：“谢，谢。”我感觉这声音是身上的雨水和汗水汇合成的两个水球掉落地上砸出的委屈和无奈。
但我必须转身回往来时的路。
一路上，我在心里狠狠地默诵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念着，念着，就到家了，并没感到比去时更艰难。
刚到家，娘就跟我说：“支书刚接了电话说，明早让你去上班，不去小学了，去中学。”
赶巧，这次是搭了村里的一辆拖拉机去的。
校长接待了我。说，让我在中学搞个“小学一年级实验班”。
“我是被分配到中心小学的？”我疑惑。
“你看，这是你的报到证。现在成立了乡镇教委，都是由教委统筹安排。”
我明白了，就应承下来，说：“我试试。”
当我了解生源情况后，真的有些胆怯，或者后悔——26名学生年龄最小的5周岁，最大的8周岁，有的还没上过幼儿园。
经过一番规划，9月1日，正式开学。
开学第一课，我只讲了一个字——人，讲了满满的一堂。
有的家长说，这么小的孩子，讲那些大道理，怎么能听得懂？校长找我谈话，我反问：“那胎教有用吗？”
“看教学成绩，不看过程！”校长不再和我争辩。
每堂课，我在讲台上讲正课的时间不足10分钟，大多用来给孩子们讲拓展性的故事。有的家长说，这老师不靠谱。校长又找我谈话，我又反问：“满堂灌好吗？”
“不看过程，看成绩。”校长又放弃了和我争辩。
那一年，针对这些不同寻常的孩子，我凭借在师范学到的一点“特殊教育”知识，“用心”做起了“孩子王”。
那一年，我每月拿出26个晚上家访，很少回家陪爹娘。
那一年，我纠正了一个“挤眼”、两个“口吃”，换来了孩子父母的啧啧赞叹。
那一年，下雨天，背送孩子们回家，孩子趴在我的雨衣里，贴在我的背上，窃窃私语着……对我来说，那种感觉宛若父子，或父女。
那一年，孩子们认识了祖国，了解了世界。
那一年，受我在《当代小学生》《潍坊科技报》等报刊发表小文章的影响，孩子们学习语文的积极性高涨到把课本的内容倒背如流。
下学期结束，我的实验班要撤掉了。所有家长蜂拥到校长办公室，强烈要求继续搞下去。
校长回复说：“我也想啊，可上面的安排，没办法。”
而我，去了文件资料编写组，以后就没再返回课堂。
那26个孩子，成了永远闪耀在我记忆中的26颗星星，而且是童星。
若干年后，我听说他们都非常优秀。
有一年，那个曾让我最牵挂的孩子在“贴吧”里寻找他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
我有些木然，不愿打搅他们小时候的天真烂漫，只想让那份对教育的热爱封存在自己青春的记忆里。
（丁九振）
